贵臣与择日术，择吉自古为谋臣必修之课，推测事物、判断吉凶、寻找时机

贵臣与择日术，择吉自古为谋臣必修之课，推测事物、判断吉凶、寻找时机

择日术，自古为谋臣必修之课。历代政治家常运用来推测事物、判断吉凶、寻找时机等。如汉初张良、三国诸葛亮、北宋吴用、明初刘伯温等所谓军师辅臣都精通此术。清代编定的《大清会典》载《万年书》有御用六十七事，民用三十七事，康熙敕编的《选择通书》载选择六十事，其中：上册受封、上表章、袭爵受封、上官赴任、临政亲民、招贤、举正直等，即为官僚士大夫所为。近代蒋璧方《一得随录》描述清代择日之风时说:“不惟朝廷之上忌讳烦多，士大夫之居家，曰必选择，不用闭破。”可谓形象地描述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与择日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龟策日月，择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。从择日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，吉凶宜忌日的确定是择日最早发生的文化现象。自《汉书•艺文志》以来的历代图书目录，就可以看到，择日之书占有相当的比例。清朝康熙年间陈梦雷等辑成大型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其中《博物汇编•艺术典》就专列有《选择部》。收入《吉凶时日善恶曜经》、《癯仙肘后神枢》等大量的常用择日书。

从先秦时起，也就是中国刚刚踏入文明门槛的历史时期，中华大地巫风大炽，统治阶层决定政事，既不是个人专断，，也不是贵族上朝议定，而是通过占卜这种特殊的方式请示神灵来决定。在先秦种种方术中，择日虽不占主要，但至少十分重要。正如司马迁在《史记•日者列传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昔者先王之定国，必先龟策日月，而后乃敢代;正时日，乃后八家;产子必先占吉凶，后乃有之。”上至决定军国大计、选官任职，小至个人生活，生儿育女，无不由择日来决定。因而，择日在先秦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它不仅是官方宗教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而且也是先秦政治运作的重要手段。

汉代以降，无神论兴起，择日失去了昔日的魅力，其地位日趋下降，由原来官府的垄断转为主要在民间流行，成为民间所奉行的一种主要的世俗迷信。